高考分数出来之后，亲朋好友关心的就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，学什么样的专业。那些天，家里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，有的是亲戚打来的，有的是父母的朋友，还有邻居碰面时顺口一问。每个人的语气都各不相同——有的带着真心的关切，有的则带着几分探究甚至比较的意味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总是习惯性地笑笑，说“还没想好”，然后话题便草草收场。其实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答案，因为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，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明确的偏好。

这些年来，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学习、考试，再继续学习，好像坐在一条早已设定好轨道的列车上，车窗外的风景只是匆匆掠过，而我并没有停下来认真看一眼。至于为什么高考分数对我重要，我从未认真想过，只是单纯地觉得大家都在为了高考而努力，我也应该如此。这种盲目的随大流，现在想起来，既单纯又有几分无奈。

我们邻居阿姨的儿子也是和我一起高考的，他成绩很好，考了六百多分。这个数字在我那个城市的考生中已经是令人羡慕的水平了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父母心里有落差，可母亲并没有因为我分数比别人低而冷淡下来，反而那几天的神情是真的轻松甚至喜悦。或许她觉得我已经尽力发挥了应有的水平，她看到了我这些年的努力，所以并不失望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心情也意外地舒畅，不是因为分数本身，而是因为身边的人对我都表现出满意的态度。从那时起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的情绪是那么容易被外在的反应所左右，一句肯定、一个笑容，足以影响我的心情。

过了几天，母亲接到了父亲的电话。那天阳光有些刺眼，窗外的蝉声一阵接一阵。母亲站在阳台上接电话，背影被阳光勾勒得发亮，她的声音忽高忽低，时而平静，时而夹杂着一丝无形的紧张。我坐在客厅里，耳边是电视机的低声背景音，却完全没心思看，只不自觉地去揣测他们在聊什么。电话足足打了二十多分钟，挂断后，母亲走到我面前，神情中带着一点迟疑，却很快开口：“你想出国吗？”

我一愣，下意识觉得这种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。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于是缓缓解释，说父亲早就帮我安排好了一条出国的路——成都一所大学的“2+2”项目，与加拿大多所大学合作。两年在国内上课，两年在国外读书，毕业时拿的是国外大学的文凭。

我听完后，心里并没有涌起太多喜悦，反而有些失落。我原本设想的，是凭着这次的成绩上一个二本院校，留在家中，能多陪陪母亲。可是，他们却希望我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。在我当时的观念里，出国留学似乎是那些成绩不够理想的同学才会选择的，而我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安排走这条路。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去猜测——是不是在他们眼里，我的成绩并不算好？还是说，我的存在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某种羁绊——父亲因为有我，不能和母亲离婚；母亲也因为我，不得不维持一段没有希望的婚姻。

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。父亲的工作需要接触客户，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形象对他而言或许很重要。而我对母亲的怀疑，则源于初中时的一次见面。那天，母亲带我去见她的大学同学C叔叔。我虽然年纪小，却敏锐地察觉到C叔叔看母亲的眼神不一样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他当时是离婚状态。母亲见他，大概是想打听一些男人的想法吧，那时的她，仍然怀有修补婚姻的心思。

后来我问过母亲，她坦言大学时C叔叔很喜欢她，这件事同学们都知道。但外婆不同意，理由是C叔叔不是本地人，将来可能聚少离多。外婆希望母亲找一个本地人，于是这段情感无疾而终。之后，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，外婆觉得父亲老实，就没有反对。

听到这些，我心中更坚定了一个想法——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母亲或许早就离开父亲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。母亲的条件并不差，即使不是C叔叔，也会有人追求她。所以，当母亲问我是否愿意出国时，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——是不是把我养到十八岁，送走之后，她就能开始为自己活了。多年以后回想，我才明白，当时的自己对母爱的理解几乎为零。

几天后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这个项目有一场公开介绍会，让母亲带我去参加。我没多想就答应了，心想不过是去听听，也许能帮我确定方向。谁知，这次介绍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那天的天气闷热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像压着一层看不见的棉被。介绍会的教室里，空调开得很足，吹得人背后发凉。教室里坐满了家长和学生，空气中混着纸张和笔墨的味道，还有人轻轻翻动资料的声音。老师们站在讲台上，轮流用普通话和英语介绍项目的情况，包括课程安排、申请条件、学费预算等。资金方面我并没有听得很仔细，心里想着父亲应该会安排好。项目的内容很明确——国内两年用加拿大大学的教材学习大一大二的课程，双语授课，同时准备托福或雅思考试。两年后，根据英语和专业课的成绩，申请去加拿大继续完成后两年的学习，学分可以转过去。唯一的条件就是：必须参加过当年的高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