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当我在为寻找推荐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母亲忽然提醒我：“之前那个系主任不是挺喜欢你吗？要不要去问问她呢？”

我愣了愣，心里却慢慢亮了起来。母亲说的没错。大二那年上的微观经济学课，我的教授正是当时的系主任V。她对我的印象确实不错。那堂课的课堂氛围我至今记得：我常常坐在靠前的位置，积极回答问题。她提问时，眼神总是带着期待，而当我答对时，她的笑容里有明显的欣赏与鼓励。那种感觉像是一盏小灯，点亮了年轻时的我。最后那门课我拿了很好的分数。想到这些，我觉得她一定还记得我，去找她帮忙写推荐信是可行的。

然而申请研究生通常需要三封推荐信。光靠她还不够，我还得再找两位合适的教授。思来想去，还是选择那些课程成绩高、平日里多有交流的老师比较稳妥。毕竟只有他们，才能具体写出我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术能力。

我盯着成绩单，犹豫了很久。最终决定请正在修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授和大三的宏观经济学教授。计量课虽然内容枯燥，但我几乎每节课后都会留下来问问题，教授对我的认真态度印象深刻。宏观经济学则是主干课，我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。这样一来，三封推荐信算是有了着落。

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我心头那块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。我立刻将研究生申请表格整理好，上传提交。电脑屏幕上出现的“successfully submitted”让我感到一阵踏实。但这份安心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隐隐的不安。因为我很清楚，提交并不代表一切尘埃落定。

录取通知书一般在来年五六月发出。然而，最后一学期的成绩依旧重要。如果成绩与之前相差过大，就算通知书已经到手，也可能会被收回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暗暗告诫自己：任何一门课都不能松懈。

正当我在这种既期待又紧张的情绪里反复游走时，手机屏幕忽然亮了。晔发来消息：“你有美国签证吗？” 我愣了几秒，才回复：“还没有办过。” “圣诞节要不要去美国走走？” 她紧跟着发来第二条。我心里一怔，没想到她会提出旅行的念头，下意识问：“你想去哪个城市？” “还没想好啊，” 她发来一个笑脸，“我打算跟团，到时候再看。”

我盯着手机，忍不住笑了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从未去过美国。想到能有朋友同行，心里莫名多了一份期待。我回她：“好啊，那我抓紧去办签证。” 朋友们常说我是个行动派，这话一点也没错。不到一周，我就填好表格、准备好资料并预约了面签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翻文件，生怕遗漏。面签当天，我提早到达大使馆门口。那是一栋灰色的建筑，门口排着长队，大家神情各异：有人低声背诵着什么，有人翻看文件，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显得紧张。我手心冒汗，心跳加快。

安检、排队、等待……整个过程冗长而安静。终于轮到我走进面签窗口。面签官是个中年人，神色淡漠，只随口问了几句：“你在加拿大读书？专业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毕业？” 我一一如实回答。没想到他几乎没再多说，便在文件上盖章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，胸口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或许正因为我在加拿大学习，美国并不担心我会滞留。

拿到签证的那天，我迫不及待把好消息告诉了晔。她发来一连串开心的表情，说等圣诞节一起决定去哪儿。我看着屏幕，仿佛能感受到她那头的兴奋。然而，就在我憧憬着旅程时，母亲的消息打断了我的畅想。

“W阿姨和S叔叔邀请你去他们家过圣诞。” 我怔住了。名字那么陌生，似乎是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。母亲解释说，他们是她的老同事，很早以前全家移民多伦多。这次是从F阿姨那里听说我在渥太华，觉得节日里我一个人太孤单，所以特意发来邀请。我心头微微一颤。除了第一年去姑姑家过过圣诞，此后每一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。姑姑再也没有提起过邀请，母亲也常常叹息：“你爸那边的亲情太淡。”

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我心里说不清的滋味。陌生的阿姨和叔叔，却给我递来这样真诚的邀请；而最该亲近的亲人，却从未再次提起。母亲说得对，父亲的冷漠早已渗透到整个家庭。我并不想去。想到要和一群陌生人共度节日，我心里发怵。但最终，我还是回了母亲一句：“好吧，我去。”

我第一次去多伦多，是因为N的缘故。N是我“2+2”项目的同学，名字和我只差一个字。平时交集不多，但因为她是班长Z的女朋友，我对她并不陌生。刚到渥太华时，Z还帮我介绍过住处，我们一度走得较近，他也常把一些心事说给我听。

那年暑假，我修完暑期课程后空出了一个月。八月，N邀请我去她的小镇小住。她告诉我可以坐火车过去，几个小时就能到。那是我第一次坐加拿大的火车。列车缓慢地穿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窗外景色单调得令人昏昏欲睡。我不知在座位上打了多少盹，才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N和她的男朋友早已在站口等候。我这才知道，她和Z已经分手很久。她男朋友举止得体，第一印象不错。我住进他们的客房，N告诉我，第二天要开车去多伦多吃早茶、逛街，当天返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