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志明一家住在深水埗的一栋旧公屋里。外墙斑驳，楼道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油烟混合的气味。

电梯门口贴着“故障维修”的告示，日期是半个月前。

“有无搞错啊？顶！”我站在电梯前看着告示，忍不住骂了句粤语。

凤在旁边歪着头揣测，我微笑着说没什么，拉着他找楼梯口。

我们爬了十一层楼。楼道里堆满了杂物，将本就狭窄的空间挤得只剩一条堪堪能过人的缝隙。

我脑海里自动播放了无数部香港恐怖片的场景，一模一样昏暗的看不到尽头的狭窄长廊……

自己吓自己！

虽然是这么想，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凤的方向贴近。

终于找到资料里的门牌号，铁闸门锈迹斑斑，里面的木门漆皮剥落，门上倒贴着一张褪色的“福”字。

我站在门前，忽然感到有种强烈的怯懦，当然不是刚刚那种对恐怖场景的胡思乱想。

我不知道，或者说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情况。

我该说什么？说“对不起，我们的技术害你失业”？说“这是赔偿协议，请收下”？

可这些早已被木手用合同和金钱安排妥当了……

凤站在我身后没有说话。

我敲了敲门，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回荡。

等了很久，门内才传来了拖拉的脚步声。

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一条缝，一只眼睛从门缝里警惕地望出来。

那只眼睛布满血丝，眼下是浓重的青黑。

我有点心慌，下意识抓住了凤的手臂。

是陈志明，但和卤串档那晚那个染着黄毛、满身戾气的青年判若两人。

他瘦了很多，脸颊凹陷，头发剃成了板寸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宽松的短裤，脚上是一双破旧的人字拖。

“又是你。”他立马认出了我。

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，只有认命般的厌倦，“钱收到了，阿妈入医院的手续也办好了，仲有咩事？（妈妈住院的手续也办好了，还有什么事？）”

我张了张嘴，准备好的说辞一心慌全堵在喉咙里了。

“陈先生，”我努力让声音平稳下来，“我……我是飞鸟科技的白鸟。我这次来，是想亲自……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他不耐烦地打断我，拉开了铁闸门，让出空间，“入来讲啦，企系度阻住。（进来说吧，站在这里碍事。）”

房间比我想象的还要狭小拥挤，一眼就能望尽的开放式空间；旧式的组合柜塞满了杂物，一张折叠桌靠在墙边，上面摆着未洗的碗筷。

唯一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外墙，光线昏暗。空气里有药味、旧房子的霉味，还有一丝难以形容的衰败气息。

陈志明指了指两张塑料凳：“坐。”

我只是犹豫了半秒，他立马又拿布擦了擦。

“干净的。”

我像是被戳穿似的有些尴尬，房子虽破败，但收拾得异常整洁，杂物虽多却码放整齐，甚至窗台上还摆着一小盆蔫头耷脑的绿萝。

我和凤依言坐下。他则靠在组合柜边，视线落在地板上，不再看我们。

“陈先生，关于之前发生的冲突，以及我们公司的技术可能对您就业造成的影响，我代表飞鸟科技，向您和您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这是我们……”

“道歉信同赔偿协议，你公司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佬，早就畀咗我。（道歉信和赔偿协议，你们公司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，早就给我了。）”

陈志明打断了我，依旧没有抬头，“字都签咗，钱都过咗数。仲想点？（字都签了，钱都到账了。还想怎样？）”

果然，十分木手的做派。

“那份是公司的正式处理。我今天来，是以我个人的身份。我想亲口对您说声对不起。还有……如果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，请一定告诉我。”我感到脸颊发热，但还是坚持说。

陈志明终于抬起了头。他的眼神直直地看向我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没有任何情绪。

“白鸟社长，你知唔知，你公司赔个笔钱，有几多？（白鸟社长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公司赔的那笔钱，有多少？）”他嘴角扯了扯，像是想笑，却没成功。

我愣了一下，赔偿金额在文件里有，但我一时想不起具体数字。

“八十万港币。”陈志明自己说了出来，“够我打十年工。够我阿妈住半年私家医院，用最好的药。”

他的声音依旧没有起伏，“仲帮我报咗个课程，话读完可以介绍我去物流公司做。（还帮我报了个课程，说读完可以介绍我去物流公司工作。）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缓缓扫过这间狭小但整洁的屋子。

“个日本佬，做嘢好周到。（那个日本人，做事很周到。）”他说，“连社工都帮我联系好，惊我谂唔开。（连社工都帮我联系好了，怕我想不开。）”

我被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木手早已用最实际的方式，“解决”了这个问题。而我，除了带来几句空洞的言语，还能带来什么？

“所以，白鸟社长，”陈志明看向我，眼神里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怜悯，“你嘅个人道歉，我收到啦。仲有咩可以帮你？（你的个人道歉，我收到了。还有什么可以帮你？）”

他的语气，仿佛我才是需要帮助的那个人。

我感到无地自容。

我看了看凤，他对我轻轻摇了摇头。

可我还是不甘心，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演戏的。

“陈先生，您的母亲……现在在医院情况还好吗？医药费方面如果还有任何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