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学期我依旧谨慎行事，稳妥起见，还是选了四门课程。虽然我努力让课程搭配合理，但这四门之中，仍有一门让我心生恐惧，那就是英文课。之前那门英文写作课，几乎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成绩。它像一道阴影，笼罩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每每想到还要修英语，我心里便涌起不安和抗拒。

这一次，我选的是一门英文小说品鉴课。光听名字就觉得艰难——小说意味着大量阅读，而阅读之后还要分析、写论文。相比之下，之前的英文写作课至少还能依靠练习和套路，而小说课需要真正的理解与表达，这让我更加焦虑。但如果想要顺利毕业，我必须修满两门英文课程。退一步说，如果不选这门小说品鉴课，就只能选诗歌品鉴。可想到自己连唐诗三百首都背不出几首，若要挑战英文诗歌，那简直是以卵击石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
除了这门课，我还选了大三的微观经济学、一门大二的数学课——常微分方程，以及大三的应用离散数学。三门数学与经济类的课程让我稍感安心，毕竟这是我的强项。但那门英文课像是一块石头，压在我的心头，让我从学期伊始就有些透不过气来。更何况，这学期的成绩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申请，任何差池都可能影响前途。我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小说品鉴课的情景。冬天的清晨，天还未亮透，窗外的风呼啸着拍打着教室的窗户。教授身材高挑，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，声音沉稳而清晰。他在黑板上写下评分结构，我目光紧盯着那几个词：课堂参与、期末论文。心中“咯噔”一声——这两个部分恰好是我的致命短板。

教授解释说，课堂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上课时举手发言，二是课后在网上发表评论，与同学互动。我听着，心里却一阵慌乱。对我这种英语不够流利、性格又偏内向的人来说，想在课堂上当众发言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的思维总比别人慢半拍，当我还在组织句子时，其他同学已经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像被人群推到角落里，迟疑、局促、不知所措。

我甚至尝试过举手，但每当教授话音刚落，我的心跳就猛然加快，手臂微微抬起却僵在半空，最终还是慢慢放下。而同学们的回答已经此起彼伏，清晰、自信，丝毫不给我插话的机会。一次次的迟疑让我愈发失落。久而久之，我干脆放弃了课堂发言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网上的评论上。但评论能否拿满分？教授到底如何衡量？这一切都让我忐忑不安。

这种无力感让我忍不住向母亲倾诉。在一次视频通话中，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课堂参与的要求。母亲听后，沉思片刻，劝我说：“你可以多去教授的办公室提问，让他记住你。你也可以坦白自己的困难，老师会理解的。积极努力的学生，老师总会特别留意。”

母亲是凭多年教书的经验才这样劝我。她的语气坚定而温柔，仿佛已经替我想好了解决之道。但我却抗拒，甚至有些不耐烦。我不愿承认自己不如别人，需要特殊照顾。那种自尊心让我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尖刺，把母亲的好意推开。于是我们的对话有些不欢而散，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太固执了。”

这句话我并不陌生。父亲也常这么评价我。比如我刚搬进新家的时候，父亲想让我安装座机，他说有时手机联系不上我，座机会更保险。我却坚决拒绝，认为完全没必要。父亲有丰富的职业经验，却说服不了我，或许因此觉得挫败。那时的我，一心认为自己有理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我才慢慢意识到，他们的评价并非全然错误。尤其在人际交往中，我的固执常常让我错失机会。可那时的我，仍旧一边嘴上抗拒，一边心里暗暗思索母亲的建议。

最终，我还是照着母亲的方式去做了。起初，我硬着头皮走进教授的办公室，心里紧张得要命，甚至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才敲门。教授抬起头，笑容和蔼，示意我坐下。我小声提出自己的问题，他耐心地解答，还翻开书本，逐句解释。我本以为自己英语表达不清楚会让他不耐烦，但他却点点头，说：“你问得很好。”

渐渐地，我也敢在网上写下更长的评论，结合课堂所学，尝试表达自己的见解。有一天，教授在课堂上点名提到我，说：“我在网上看到了某位同学的评论，很有意思。”那一刻，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过，仿佛黑夜里有人递来一盏灯。

从教授那里得到的认可，让我欣喜若狂。但我没有告诉母亲。或许是因为羞愧，觉得只有承认了自己的不足，才换来了这份认可。

课堂上，一位白人同学 M 主动走到我身边，笑着说：“我好像在写作课上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腼腆地报上英文名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有点酸涩——为什么我总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的中文名字？后来才明白，其实他们并不在意，只是想认识我这个人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