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学期推进，我逐渐建立起信心。期中论文，我先写了一份粗稿，忐忑地拿给教授看。他认真阅读，在旁边写下批注，告诉我哪里需要改进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。按照他的建议，我一遍遍修改，直到论文成型。期中成绩出来时，我竟然得了 A，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期末论文同样如此，经过多次修改，最终拿到 A-。相比之前的写作课，这门课更注重清晰表达，而不是华丽辞藻，这对我而言无疑轻松了许多。

大二的数学课和大三的微观经济学成绩也很理想。尤其是微观经济学，我与老同学 J 和思一同上课，下课时我们常常结伴回宿舍。教授出的题目与往年相差不大，而我的数学功底也为我加分不少。

只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我快毕业时才知道，原来学校公交车站对面竟有一条地下通道，可以直通教学楼。冬天里，许多同学走那条路避寒，而我却孤陋寡闻，一直没发现。J 和思看我惊讶的表情，笑得直不起腰，我也只能自嘲一番。和她们一起上课的日子平淡却温暖，让我觉得，这或许就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。

然而，大三的应用离散数学却成为了这学期最大的挑战。与我修过的其他数学不同，这门课不仅抽象，还掺杂几何内容。起初我轻敌，认为开头章节不重要，结果期中考试只得了 20%，那一刻我几乎崩溃。

我原本可以退课，但这会影响毕业进度，也会拖延研究生申请。我只好咬牙坚持。为提高成绩，我每周都去教授办公室问问题，尽管过程艰难，但我仍不放弃。晚上，我常常坐在图书馆，戴着耳机，反复观看各类教学视频，试图抓住解题的逻辑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推导和公式，每一页都像是我与焦虑搏斗的痕迹。

最终，凭着坚持和努力，我在期末考试中几乎拿到满分。总评成绩是 B+。教授还特地发邮件告诉我结果，并写道：“你在期末表现得非常好。”那一刻，我泪水几乎夺眶而出。

虽然结果可以接受，但过程痛苦至极。那段时间，我压力山大，谁都不敢倾诉。母亲远在国内，我怕她担心；父亲则总是要求严格，我更不愿让他觉得我不行。于是我把所有压力都压在自己肩上。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向别人寻求帮助，本身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可那时的我，太在乎面子，宁愿委屈自己，也不愿低头。

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向晔倾诉。她也有自己的烦恼。她的专业要求实习，但她极度抗拒那种工作环境。若转专业，大二大三的努力都将白费。家里经济条件也让她犹豫，父母即将退休，她不想增加负担。我们常在夜深时分聊到很晚，我劝她要么努力坚持，要么尽早转向，否则拖到大四只会更难。我们都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旁人能安慰、能出主意，但决定终究只能自己做。

与此同时，母亲正在办理加拿大和美国的签证。中介给我们列了一份清单，要我写一封邀请函，邀请她来加拿大看我。我在网上找到模板，填好信息后传真过去。很快，她的资料准备齐全，签证也顺利批下。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签证，她开心得像个孩子，在电话那头不断笑着。

我提议帮她买机票，因为在国内买国际机票往往更贵。可当时并没有直飞渥太华的航班，只能在温哥华或多伦多转机。母亲坚持选择温哥华，因为那里华人多，机场有中文指示牌，入境手续也更方便。她还希望我飞到温哥华接她，再一起飞回渥太华。

说实话，我当时很不情愿。那意味着我要一大早从渥太华飞温哥华，再陪她飞回来，来回十个小时。可想到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母亲兴奋地计划着，还说要顺便去多伦多看 W 阿姨，已经提前约好住在她家。她在电话那头手舞足蹈，我看着也忍不住笑了。

就这样，2013 年冬季学期在忙碌与期待中结束。我仍未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，但那时并不焦虑。毕竟录取通常在六七月发放，还早着呢。再过一周，暑期课程就要开始了。还有最后三门课，我的大学生活便将彻底落幕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和轻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