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怀仁低下头，目光落在信纸上。他读得很慢，读到“很遗憾没能陪你们成长”的时候，手指微微抖了一下。读到最后一句“还是希望严惩，不要放过”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，肩膀塌了下去。

“不是我……父亲，不是我！”他突然抬起头，声音发颤，眼眶红了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的命！安馨说只是假死，遗产还是我们的！她说父亲自己同意了‘生桩’，说只要办一场假葬礼，让父亲‘消失’，财产就不用给袁平丰了！我不知道她是真的要把父亲……”

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没有说下去。

蔡星澜没有说话，等着他平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安怀仁深吸了一口气，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—

十年前，安馨最先提出了“生桩”的想法。她说她大学学过医，在一本古籍里看到过这种古法。她说父亲本来就把财产留给了袁平丰，与其让外人拿走，不如让父亲“自愿献祭”，这样既保住了家产，又能让后代兴旺。安怀仁和安慈玥一开始都不肯，但安馨哭得厉害，说哥哥姐姐你们要是不帮我，我就一个人去做，反正我活不下去了。她从小就是这样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家里人都拿她没办法。

安馨负责了两件事：下毒和施工。她学过医，知道怎么控制水银的剂量，让人慢慢衰弱但不至于马上死。教堂重建的时候，她亲自设计了那个凹槽，还配制了那种防腐的配方，涂在墙体里面。安慈玥负责误导父亲—医院误诊的结果通知到了安慈玥，安馨让她别告诉父亲真相，就让父亲以为自己得了绝症。后来安慈玥又去找了王成，让王成说些“宽慰的话”，但安馨不满意，她觉得光说宽慰的话不够，必须让父亲相信“生桩”能保后代。于是安馨自己换了男装，趁着雨夜去找了王成，让他转告“生桩”的说法。

安怀仁负责的是事后联络—他找到了宁守一，花钱办了假葬礼。宁守一拿了钱，后来越想越怕，就跑了。

“婚礼上我中毒的事，跟她们没关系。”安怀仁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是搞错了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又吃了不该吃的药，跟医生开的药起反应了。不是她们下的毒。”

蔡星澜看着他，没说话。她不确定安怀仁说的是真的，还是到了这个时候还想保护妹妹。

“你自己信吗？”杨光辉问了一句。

安怀仁没有回答，只是低下头。

安馨和刘正杰的新居在城北一个新开发的别墅区，电梯需要刷卡。

蔡星澜和杨光辉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喻宇和从文杰。她按了门铃，过了十几秒，门开了。

安馨站在门后面，穿着一件家居的棉质连衣裙，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。看见门外的人，她的表情先是惊讶，然后迅速变成了一种无辜的茫然。

“警察同志？怎么了？”她的声音软软的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不解。

“安馨，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。”蔡星澜出示了证件。

安馨歪了歪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唇微微嘟起，像是在努力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“我？配合调查？我做了什么吗？”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委屈，像是被人冤枉了的小孩子。

杨光辉没有接话，直接拿出章安娜的证词复印件和那份步态分析报告，递到她面前。“这是章安娜的自首材料，还有你的步态比对结果。十年前雨夜去找王成的那个人，步态特征跟你一致。”

安馨接过那几张纸，低头看了几秒。她的表情变化很微妙—先是眉头轻蹙，像是看不明白；然后嘴角微微抿了一下，像是在忍耐什么；最后，那种无辜的茫然慢慢从脸上褪去，露出底下一张面无表情的脸。

“我要找律师。”她说，声音还是软软的，但眼神已经变了—不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冷冷的、打量人的东西。

蔡星澜没有再说话，侧身让开门口。喻宇走上前，出示了拘留证。安馨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安静地跟着他们走出来。路过走廊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一眼自己新家的门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说什么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

电梯门关上的时候，蔡星澜注意到安馨的手在微微发抖。但她的脸上没有恐惧，也没有愧疚—那种发抖更像是愤怒，或者是不甘心。

她一直在发抖，直到被带进审讯室，坐到那张硬邦邦的椅子上。

蔡星澜把安慈舟的遗书、章安娜的证词、步态比对报告、转账记录，一样一样地摆在她面前。

安馨看了一眼那堆东西，然后把目光移开，盯着墙角的一根电线。她没哭，也没闹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像一个被拆穿了把戏之后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的孩子。

审讯室的灯嗡嗡地响着，安馨始终没有再开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