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馨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
邓婉仪坐在她对面，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材料。蔡星澜坐在旁边，笔记本翻开，笔尖抵在纸上。

“安女士，证据已经很充分了。”邓婉仪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像在陈述一个事实，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

安馨抬起头，眼眶里突然蓄满了泪水。她的嘴唇微微颤抖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：“我只是帮哥哥姐姐们做事情，这些都跟我没关系。我才刚刚结婚，我一直过得很幸福，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害我的父亲。哥哥姐姐们在外面欠了好多钱，他们需要遗产，可是我不需要啊！”

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，一滴一滴落在桌面上。那个表情—无辜、委屈、被人冤枉—做得恰到好处。蔡星澜注意到，安馨在说“我不需要”的时候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敲了两下，节奏很快。

邓婉仪没有接话，只是看着她。

蔡星澜也没有动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眼泪，有的真，有的假，但安馨的这滴眼泪，让她想起婚礼那天安馨在台上笑得端庄得体的样子。那是一个人，可以随时切换的表情。

“咚咚咚。”

审讯室的门被敲了三下，不轻不重。

蔡星澜起身，跟邓婉仪示意了一下，推门出去。走廊里，齐雨欣站在那儿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表情带着一种查了很久终于找到线索的高兴。

“星澜姐，有事要找你。”齐雨欣压低声音，往审讯室的方向撇了一眼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之前那个赌注网站的拥有者，一直没有找到。这回调查安馨，却意外发现她有异常的资金流入。”齐雨欣把信封递过来，手指有些发颤，不是紧张，而是喜悦，“深入查了一下，跟那个赌注网站有关。安馨似乎也好赌，是网站的参与者。”

蔡星澜抽出里面的流水单，目光落在一串数字上。安馨的账户里，前前后后转出去过几百万，也有几笔大额进账—时间刚好是安慈舟去世之后的那几个月。她翻到第二页，看到其中一笔进账的备注栏写着“分红”，金额是八十万。

“她欠了多少？”

“不算太多，但也不少。大概四百多万。”齐雨欣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而且她赌得挺凶的，不是小打小闹。我查了她那几年的消费记录，她经常往澳门跑，光机票就买了十几张。安馨对外一直装得乖乖女，实际上是个老手。”

蔡星澜把流水单收好，推门回了审讯室。

她重新坐下来，没有急着开口，而是把那份流水单轻轻推到安馨面前。

“安女士，你似乎还喜欢玩点钱？”

安馨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但那种无辜的表情突然凝固了。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动了一下，像是在想怎么接这句话。

审讯室里安静了十几秒。邓婉仪把录音笔往前推了推，确保能收录到接下来的每一句话。

然后，安馨的表情变了。

不是突然的、戏剧性的那种变，而是一点一点地褪色—委屈从脸上退下去，无辜从眼角退下去，最后剩下一张干干净净的、面无表情的脸。她抬起手，用手指抹掉脸上的眼泪，慢条斯理。

“是我。”她说，声音没有刚才那么柔和了，变得平平板板的，“都是我。”

邓婉仪和蔡星澜对视了一眼。邓婉仪在本子上飞快地记了几个字。

安馨靠在椅背上，目光落在天花板的灯管上，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她的声音变得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其实我并不恨父亲。”她说，“父亲对我最好，比哥哥姐姐还好，但是他让袁平丰管理公司，把我们当什么？公司给外人，房子给外人，我们三个亲生的，连汤都喝不上。我知道他这个人最正经不过，肯定是不会帮我还钱的。可是没有钱，我怎么办？我可是要嫁到豪门的，不能有任何污点。”

她的语气很平淡，没有愧疚，只有一种被逼无奈的感慨，像在讲一件自己很委屈的事情。蔡星澜想起安怀仁说过的话—“她从小就是这样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家里人都拿她没办法。”原来这种“拿她没办法”，最后演变成了全家一起犯罪。

“后来我在大学图书馆翻到一本旧书，民国时候印的，讲建筑风水的，里面提到了‘生桩’。”安馨的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，落在邓婉仪脸上，“我当时就想，这也许是个办法。不是要害他，是想让他‘自愿’把命交出来，这样财产就不用给外人了。他那么迷信，肯定会信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