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二零一的阳台。阳台不大，摆了一张藤椅和一个小茶几，栏杆上搁了一排花盆。藤椅上坐着一个老头，六十来岁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。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杯，正眯着眼晒太阳，膝盖上摊着一份报纸，样子很悠闲。

“那位是？”蔡星澜问。

邓婉仪翻了翻手里的登记表：“二零一的住户，叫葛庆田，六十三岁，退休工人，一个人住。以前是纺织厂的机修工。”

蔡星澜又看了一眼那个阳台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整个巷子都在视野里—谁进来，谁出去，谁在楼下停留，谁推着什么，从阳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。

她转身往回走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杨光辉问。

“二楼还有个住户。”蔡星澜说，“再聊一个。”

二零一的门和程峥嵘那扇门不一样。门口放着一块棕垫，上面印着“欢迎”两个字。蔡星澜敲了门。

很快就开了。葛庆田站在门口，手里还端着那个搪瓷茶杯。他看见他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往蔡星澜身后看了看，大概是在找制服—看见没有，脸上反而更谨慎了。

“您好，我们是市局的。”蔡星澜把证件亮出来，“跟您了解点情况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葛庆田往后退了一步，把门让开，“进来说吧。”

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地板拖过，桌上没有杂物，沙发巾铺得平平整整。蔡星澜没有坐，直接走到阳台上。从这个角度看下去，巷子果然尽收眼底—放桶的位置就在正下方偏左一点，从藤椅上稍微歪个头就能看见。

“葛师傅，您在二零一住了多久了？”

“快十年了。”葛庆田站在她旁边，顺着她的目光往楼下看了一眼，很快把视线收回来，端起茶缸喝了一口。

“巷子里那个蓝色的桶，您有印象吗？”

葛庆田吹了吹茶缸里的茶叶沫子，声音不急不缓：“哪个桶？”

“就是放在楼下墙根那个，蓝色的化工桶。”

“哦，那个啊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有印象。”

蔡星澜转过身看他。葛庆田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端着茶缸的手很稳，但眼睛没有看她，一直看着阳台外面。

“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您记得吗？”

葛庆田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大半年前吧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沉下去，像是一边说一边在想，“具体几月记不清了，反正是穿长袖的时候。那天下了雨，不大不小，从早上一直下到下午。”

他又喝了一口茶。

“那天下午，雨差不多停了，路上还是湿的。我坐这儿喝茶—”他拍了拍藤椅的扶手，“听见底下有动静，就探头看了一眼。”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一个人，推着一辆板车进了巷子。板车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桶，桶很高，盖着盖子。”葛庆田用手比划了一下，“那个人推得很吃力，轮子在湿地上打滑，碾过去咯吱咯吱响。”

蔡星澜和杨光辉对视了一眼。

“那个人长什么样？”

葛庆田摇了摇头：“没看清。他穿着雨衣，帽子戴上了，低着头推车。雨衣是深绿色的，老式的那种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我就看见个后背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他把板车推到墙根那儿，把桶卸下来，靠墙放好。站在那儿喘了好一会儿气，估计是累得够呛。后来就推着空板车走了。”葛庆田弹了一下烟灰，烟灰落在栏杆上，被风吹散了，“我看了会儿，就把窗帘拉上了。”

蔡星澜盯着他：“您看见一个人推着一个大桶，放在您家楼下，没觉得不对劲？”

葛庆田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躲闪，也没有愧疚，只有一种平淡。

“警察同志，这巷子里天天有人放东西。今天你放个破花盆，明天他放个旧柜子。那个桶放在那儿，我当时想的就是—谁家装修剩下的废料呗。”

他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掂过。

“再说了，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“桶在那儿放了多久了？”杨光辉问。

“一直放到你们来。”葛庆田说，“大半年了。风吹雨淋的，我也没再注意过。”

蔡星澜没有再追问。她最后看了一眼阳台上的那排绿萝—藤蔓垂得很长，叶子油绿肥厚，长势很好。但她记得，绿萝是喜阴的植物。放在阳台上，每天晒那么多太阳，按理说不该长这么好。

除非—这个阳台大部分时间都拉着窗帘。

她收回目光，对葛庆田说了声“谢谢配合”，转身往外走。

葛庆田送他们到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那个桶里头，是装了人吧？”

三个人同时回头看他。

葛庆田的表情还是那样，淡淡的。但他抓着门框的那只手，很用力，指节都白了。

“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那天来拉桶的照片。”他说，“那个桶，我看了大半年。”

谁也没接话。

门关上了。

下了楼，杨光辉说了句：“这老头，心里门儿清。”

蔡星澜没接话。她站在巷子里，抬头看二零一的阳台。阳台上那排绿萝还在风里轻轻晃着，藤椅上空空荡荡。

绿萝喜阴。但它在阳台上长得那么好。

因为那个窗帘，大部分时间是拉着的。

葛庆田说他“看了会儿，就把窗帘拉上了”—不是那天拉上的，是大部分时间都拉着。他坐在窗帘后面，喝茶，看报，听见底下有动静就掀开一角看一眼，看完了又合上。

这条巷子里发生过什么，他大概都知道。

只是他选择了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