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把这些东西在桌上一样一样摆开。笔记本，信，汇款单回执，那件掉了扣子的夹克，那件领口松了的T恤。这些就是罗隐留在世上所有的东西了。一个本子，几封信，一张汇款单，两件旧衣服。全都摆出来也铺不满一张办公桌。

“雨欣，帮我查一下罗隐父母的联系方式。”蔡星澜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，但邓婉仪注意到她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，指节泛白。

电话很快发过来了。蔡星澜按下号码，把手机贴到耳边。嘟—嘟—嘟。没人接。她挂了，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打到第三次，那头终于通了。

“谁啊？”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背景音里有电视机的声音，音量不小，放着什么相亲节目，主持人拉长了调子在念嘉宾的自我介绍。

“你好，我们这边是云海市公安局的。”蔡星澜的声音平稳，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，“您是罗隐的母亲吗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。电视的声音突然小了，像是被谁按了静音。

“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很抱歉，您的儿子罗隐在半年前已经去世了。”

那头沉默了更久。蔡星澜能听见电话里有轻微的呼吸声，还有电流的嗡嗡声。她等着。

然后声音又响起来了，嗓门比刚才高了一截：“这个没有用的白痴！不听我的，现在好了吧，命都丢了！当初我让他考家里的公务员，死活不听，非要去什么大城市，出去闯—”

蔡星澜手指下意识的收紧，紧紧的攥着电话。

“—现在好了吧，出事了！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会出事，现在果然出事了—”

“请您冷静一点。”蔡星澜说，声音还是平稳的。

“我怎么冷静？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供他吃供他穿，他听我一句了吗？我让他考公务员，旱涝保收的，他就是不听！非要出去打工，现在好了，死在外面了—”

“罗隐在这边过得不容易。”蔡星澜打断了她，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，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“他打了三份工，自己省吃俭用，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钱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。

“他住的地方没有空调，夏天热得睡不着觉。”蔡星澜还在说，目光落在桌上那本破旧的笔记本上，“冬天水管冻住了，要去楼下提水。他在汽修厂被人欺负，没有一个人帮他。他给家里写的信，从来不敢说实话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他怕你们担心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句含含糊糊的话，像是“那又怎么样”，又像是“我又不知道”。接着是一阵更含混的嘟囔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被电视机重新响起来的喧闹声盖了过去—好像是谁又把静音取消了，相亲节目里那个女嘉宾正在说自己的择偶标准。

电话挂断了。

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邓婉仪坐在蔡星澜旁边，手里那张纸巾已经被折成了一个小小的方块，棱角分明，她还在继续折，折到再也折不动为止。齐雨欣坐在电脑后面，盯着屏幕上的数据，一动不动，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好久没敲一个字。杨光辉站在窗边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纸张哗啦啦响。

蔡星澜把手机放在桌上，低头看着那本棕色笔记本。封面上“罗隐”那两个字歪歪扭扭的。

他写日记。他给朋友写信。他给父母写信，写了又不敢寄，寄了的也只报喜不报忧。他帮卖纸板的老伯推车，帮加油站的阿姨提水，帮便利店的老板娘打扫卫生。他省下钱每个月往家里寄一千二。他在日记里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攒钱想做手术，以为只要没有臭味大家就会喜欢他了。

喻宇从证物室回来，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办公室里的气氛，脚步停了一下。他走到齐雨欣旁边坐下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齐雨欣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

蔡星澜把手从笔记本上收回来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杨光辉看了她一眼，让开半步，把窗口的风让给她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了一排，橙黄色的光铺在路面上，偶尔有车从下面开过，轮胎碾过马路的声音很快被窗户隔断了。

她在窗边站了好一会儿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都不能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命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听见了。

没人接话。只有风从窗户缝里继续灌进来，冷嗖嗖的，把桌上那本笔记本的封皮吹得微微掀起了一角，又轻轻落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