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五百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我就拿了这一次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罗隐被推荐之后去了哪里？”

俞强抬起头，眼眶已经红了。他张了张嘴，又合上，喉结滚了两下。

“我以为他出国了。”他说，“他们说去境外工厂，一个月八千，正规渠道，办好签证就走。我...我问他去不去，他说去。他很高兴，说终于能赚到钱了，还说要请他那个朋友吃饭—就是那个...那个开面包车的—”

“荀芋。”

“对，荀芋。”俞强的声音越来越碎，“他那天特别高兴，在车上一直说话，说他攒够钱就去做手术，做完手术就没人嫌他了。他还问我，俞哥，八千块一个月，做一年能攒多少？我说能攒好多。他就笑，笑得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。

蔡星澜看着他。他们两个被同一群人排挤，在同一个车间的角落里蹲着吃午饭，连食堂的桌子都没人愿意跟他们坐一起。然后俞强把罗隐推向了那扇门，拿了一张五百块的“人头费”。他推的时候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。但他推了。

“后面的事你真的不知道？”蔡星澜问。

俞强摇头。摇得很用力，像是要把这个问题从脑子里甩出去。

“我只把他送到楼下。他下了车，跟我挥了挥手，说俞哥回头请你吃饭。然后他就进去了。我再也没见过他。”

之后的内容，他再也说不出新的了。他只是把罗隐送到了面试点，把人放下就开车走了。他不知道罗隐有没有被送走，也不知道名单上为什么会有罗隐的名字。

蔡星澜站起来，把名单收回证物袋里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俞强忽然开口。

“蔡警官。”

她回过头。

俞强还坐在那把椅子上，两只手攥在一起，指节用力到发白。

“那把刀—”他说的是口袋里掉出来的那把小刀，“我不是想伤人。”

蔡星澜看了他两秒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门关上了。

马厂长被传唤的时候隔着办公桌坐着。他往后靠了靠，翘起二郎腿，露出一截灰色的袜子和皮鞋底。办公室墙上那块“优秀雇主”的铜牌还在，金灿灿的，擦得锃亮。

蔡星澜把一份记录放在桌上，手指按着纸面推过去。

“马厂长，你给工人塞过招聘启事，是吗？”

马厂长低头看了一眼那份记录，又抬起头看她，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了下头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知道那些招聘启事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“就是介绍工作嘛。”马厂长摊了摊手，“境外劳务，工资比厂里高。我跟工人说有赚外快的机会，谁愿意去就去。我就是好心搭个桥，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。”

他把“跟我没关系”几个字说得很慢，像是边想边说的，每个字都在心里掂过。

“好心搭个桥，一个人头抽多少钱？”蔡星澜问。

马厂长沉默了一下。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，节奏不快不慢。

“五百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我只负责把启事塞到更衣柜里，后面的事我一概不知。”

蔡星澜看着他敲桌面的手指。节奏很稳，不快不慢。她想，这个人签支票、开晨会、跟工人说“好好干”的时候，大概也是这个节奏。

“罗隐在你厂里干过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表现还行。”

“他后来去哪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听说是辞职了。年轻人嘛，说走就走了，也不打招呼。”

蔡星澜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他没有辞职。”

马厂长的手指停了一下，也就一下。然后又开始敲，那个节奏又接上了。

“那我们就不清楚了。工人自己走的，我们也不好问太多。而且罗隐是自己走掉的，不是我们辞退的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甚至微微叹了口气，像是真的对一个不辞而别的年轻人感到无奈。

蔡星澜想到罗隐日记里那句话—“我不敢告诉老板，老板也不会听我的。”

罗隐没说错。

走出厂长办公室的时候，邓婉仪跟在她身后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。

“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

蔡星澜没回答。她想，他当然知道。他只是不在乎。一个人不在乎的时候，手指敲桌子的节奏都不会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