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我照做了。可我没料到，三周前父亲刚给过我一笔钱，这次我再开口时，他立刻提高了警觉：“之前的钱，你不会都花完了吧？” 面对质问，我心虚，只能含糊说“最近开销比较大”。父亲随即提出了一个新方案：以后每三个月给我一笔固定的钱，让我自己定金额。我心里盘算了一下，房租大约九百，一个月三千应该足够，于是报了九千。父亲点头，却强调这是为了锻炼我的理财能力。除了学费，他再不会额外给我半分。

这次谈判无疑是失败的。我没敢告诉母亲，怕她失望，也怕她责怪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开始更加节省。朋友约我逛街时，我再喜欢的衣服鞋子也不敢买。既然“任务”没完成，那我至少要替母亲考虑未来。心底深处，我知道母亲的焦虑并非为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不至于陷入拮据。于是，我学会了省下一点点积蓄，哪怕不多，也能积少成多。

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父亲早已看穿母亲的意图，所以才故意用这种方式“堵死”我的退路。在他眼里，我和母亲就是在觊觎他的财产吧。可他从未想过，如果母亲能在婚姻里获得足够的安全感，她根本不会如此小心翼翼地去筹划。正因为父亲吝于给予，母亲才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和我多留一份保障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更理解了“安全感”这个词。很多人不解，为什么女人总要反复确认伴侣是否爱自己。其实原因简单得很——没有安全感。若真的被妥帖安放，又怎会患得患失？而父亲的警惕与冷漠，只让我对“父爱”这个词重新审视。它不再单纯意味着温暖，也可能带着算计与疏离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酸楚，却只能埋在心底。

从此，我每个月都能攒下一千多块，乖乖存进银行。也许数目微不足道，但我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母亲重新拥有安全感。父亲不肯给的，我来给。

很快，学期临近尾声。期末考试成为最重要的战役。加拿大大学的期末考试由学校统一安排，所有考试都会在平安夜前结束。我的四门考试排得很紧，几乎每门之间只隔三天。为了不手忙脚乱，我必须在第一门开考前就全面复习。毕竟期末覆盖整学期内容，难度和广度远超期中。

进入复习周后，图书馆成了学生们的战场。记得有一天，我下午才到，结果馆里已经满座，只能遗憾离开。第二天，我学乖了，早早去占了位置。到上午十点，馆内几乎已经没有空位。大家各自紧张备考，却依然保持安静。有人埋头刷题，有人翻阅厚厚的课本，也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。空气里弥漫着紧绷的气息，却又井然有序。为了应对需求，图书馆的一楼甚至全天二十四小时开放。

在紧张的氛围里，我偶尔也会和朋友结伴。有一天，晔和她的男朋友V也来了。中午我们约好一起去吃饭。饭桌上，我第一次见识到他们的相处方式。V似乎总爱打击晔，话语里带着不屑。我心里替她不值，但很快发现，这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——V用这种方式刺激她，逼她努力。只是我猜测，晔心里并非真的舒服，只是碍于我在场，没有表露。或许感情就是这样，各自有各自的模式。外人无法评判，只要双方能接受，就算平衡。

饭后，我们各自回到座位继续复习。大约三小时后，手机轻轻震动，是晔发来的信息：“饿了，要不要去食堂？”我回复她：“再给我五分钟，我把这一段复习完。”我不喜欢在学习的节奏中途被打断，否则脑子里会一直惦记着。五分钟后，我们碰面。晔笑着说：“没学到什么，倒是吃了不少。”我也跟着笑。其实，那时我才体会到，脑力劳动的确消耗巨大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天，身体更容易感到饥饿。

没过多久，我迎来了第一门期末考试。那天，我格外紧张——这是进入专业课程以来的第一次期末。考不好，不仅在父亲面前丢脸，连自己一整个学期的努力都可能被否定。我的考试安排在上午九点，我早早设好闹钟。自从在国内经历过一次迟到的惨痛教训后，我就把手机铃声调得极大，以免再次错过。

考试当天，我提前很久抵达教室。按照老师指示，把书包放到一边，只带学生卡和笔入座。座位间隔宽敞，每两人之间都留有空位。考场比平日上课的教室大得多，显得庄严而压抑。考试过程中，监考老师逐一核对学生身份，防止替考。每位学生都要在签到表上签名。这些流程对我来说新鲜又严肃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所谓“学术诚信”在这里是何等重要。

考试结束时，我心里长舒一口气。题目比预想的要合理，发挥还算顺利。我暗暗安慰自己，至少这一次，不会太差。之后的三门考试接踵而来，难度比期中显然大了不少，但我依旧咬牙坚持。等最后一场交卷的那一刻，我几乎累到瘫软，但心里却轻松下来。成绩如何，还得等待公布，但至少我尽力了。

考完试，我终于可以把心思放到圣诞节的计划上。这一年走得跌跌撞撞，我忽然很想见见熟悉的面孔。于是，我打算去温尼伯看望迦——我在国内大学的室友。坐飞机过去只要一个多小时，似乎并不遥远。我已经开始憧憬，久别重逢时，我们会聊些什么，笑些什么。那或许是我在异国他乡里，最温暖的一份期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