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我是从香港转机回国的，那一路真是折腾。因为香港在成都的南边，我不得不先飞到香港，再转机回成都，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弯。那时我心里还安慰自己：能回到家就好，再远的路也能忍受。只是没想到，今年的这趟归途，却让我经历了一场更艰难的考验。

这次依旧是通过旅行社订票，但我特意选择了另一条线路——渥太华飞多伦多，再从多伦多飞北京，最后转机回成都。当时大陆能转机的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，而听说上海航班晚点情况比北京更严重，我不想冒险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走北京。

渥太华到多伦多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航程，所以我买了上午十点左右的飞机票。那天我提前两个多小时到了机场。大厅里人来人往，拖着行李箱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候机提示。有人悠闲地喝着咖啡，有人焦急地打着电话，有小孩子坐在行李箱上吵闹着让父母推着跑。我拖着行李站在人群里，忽然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被风吹动的小点，渺小、无力，却又只能随波逐流。

飞机起飞时，透过舷窗，我看到城市渐渐缩小，云层在脚下缓缓翻滚。明明只是一个小时的航程，我却心里发紧：这才刚刚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
抵达多伦多后，我顺利完成出境手续。那时我心里还暗暗松了口气，以为一切会很顺利。可真正的挑战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
从多伦多飞往北京的航程长达十二小时。飞机起飞后，我原本打算闭上眼睛，好好睡一觉。可是在清晨，空姐把我们叫醒吃早餐。她微笑着递来一份粥和鸡蛋，我礼貌地接下。可就在咽下去的那一刻，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。我差点没忍住，当场想吐。去年回国时并没有这种情况，也许是这次太疲惫，或者是身体在半梦半醒间被硬生生拽回现实，肠胃彻底失去了平衡。头晕、喉咙紧、胃里一阵阵痉挛，我只能把毛毯盖到胸口，蜷缩着熬过去。

那十二小时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舱内灯光忽明忽暗，孩子的哭声、旅客起身去洗手间的脚步声、餐车滑过过道的摩擦声，都被无限放大。我反复的查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时间像被钉死了一样，走得异常缓慢。闭眼时，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口冰冷的铁罐里，只有呼吸和心跳提醒我还活着。

终于抵达北京时，已是下午四点。透过舷窗，我看见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飞机，航站楼在夕阳下泛着灰白色的光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涌起一丝安心：终于回到祖国了。可这份安心，只持续了几分钟。

下机后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长长的通道上，听到身后两位小姐姐的对话。一个说：“你就好了，可以马上回家，我还得坐两个小时的高铁，好累呀。”另一个附和着叹气。我心里暗暗想：如果她们觉得两个小时的高铁已经累，那我呢？我还要提行李、入关，再飞两个半小时才能回成都。如果家就在北京，该多好。

换登机牌的地方人山人海，空气里混杂着汗味、咖啡味，还有疲惫情绪的气息。大屏幕上的航班信息不停闪烁，红色的“延误”和“取消”像是一张无情的名单。我愣在原地，手心开始冒汗。

那一刻，我真的想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把行李丢在一边，什么都不管了。一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身体的疲惫、生理期的疼痛一起压了上来，我几乎撑不住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也说不清是因为委屈、孤独，还是彻底的无力。如果真的要在机场熬上一夜，我可能会彻底崩溃。

我第一反应是给母亲打电话，可手机无法拨打长途，而我身上也没有国内电话卡。焦急中，我看见公共电话。可伸手一摸口袋，发现自己没有人民币。那一刻，心里一阵空白，像掉进了深井。直到我看到了换汇窗口，我急忙跑过去用身上的加币换了一些人民币。窗口的灯光冷冷地照在我的脸上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狼狈的模样。虽然损失不少，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。

电话接通后，我哽咽着把情况说给母亲听。母亲的声音急切：“别慌，别哭，我先想办法联系你爸，让他打给你。” 挂了电话，我靠在墙边，手指因为紧张而发抖。五分钟后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是父亲。他的第一句话却是：“有什么好着急的？你不知道你急你妈也急吗？天塌了吗？” 那一刻，我眼泪几乎要冲出来。长途跋涉、身体不适，我只想听一句“辛苦了，别怕”，可父亲却丢来冷冰冰的理性。他继续说：“去换登机牌，看是晚点还是取消。如果晚点就等着，如果取消就找酒店。” 这些话我当然懂，可我真正需要的，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安慰。

挂断电话，我心里更空了。没多久，母亲又打来，说她联系了小姨，让我给她打电话。拨通后，小姨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现在肯定很累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们都陪着你。” 那一瞬间，我终于哭了出来。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，让我重新找回一丝力量。

我告诉小姨：“我可能太累了，看到那种场面，害怕自己回不了家。” 小姨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说：“我帮你订了酒店，如果航班取消，就直接打车过去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” 我心里踏实了许多，但还是担心：“如果最后我没去，会不会影响你的信用？” 小姨轻轻笑着说：“如果酒店有这个政策，那我早就不订了。” 她的从容让我既安心又羞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