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。信就在车上，我去拿给你们。”

他从副驾驶座的储物箱里翻出一个信封。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棕黄色牛皮纸，上面贴着一张邮票，边角有些皱了。他把信封递给蔡星澜的时候，手还在抖，指尖捏着信封的边缘，像是怕捏坏了，又像是怕松开了就什么都没了。

“这上面我打开过了，我的指纹会有影响吗？会影响抓到凶手吗？”他问，声音比刚才哑了。眼眶红了，但没哭出来。

蔡星澜接过信封，隔着证物袋小心地捏住边缘：“这封信你看过，能确定是罗隐写的吗？”

荀芋没有犹豫：“这个字迹就是他的。他写字一笔一划的，标点符号也写得很大，我认得。”他又转身去翻储物箱，从里面又找出几封旧信，动作很急，像是想把所有能帮上忙的东西都掏出来，“我这里还有几封，是以前他寄给我的，你们一起拿走吧。”

几封信叠在一起，有的信封已经磨起了毛边，折痕处都快裂开了，显然被反复翻看过很多次。有一封的角上用透明胶粘过，补了一道口子，透明胶已经发黄了。

“这封是他刚到云海的时候写的，说找到了工作，特别高兴。”荀芋一封一封地指，语速越来越快，“这封是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写的，说请我吃饭。这封是他跟我说厂里有人欺负他—”

他的手指停在那封信上，声音忽然哽住了。喉结滚了一下，没再往下说。

邓婉仪接过那些旧信，声音很轻：“我们会先送回去化验，有凶手的消息会通知你。”

荀芋点了点头，靠在车门上，嘴唇动了动，还想问什么，最终只是又点了点头。他抬手抹了一下眼睛，转过身去，对着面包车的车窗站了一会儿。

蔡星澜低头看了一眼最上面那封信。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，像是不太习惯握笔的人写的。她抽出里面的信纸，纸是最普通的横格纸，有些地方的笔迹被橡皮擦过，留下淡淡的灰痕，像是写信的人斟酌了很久才定下措辞。

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—

“阿芋，我换了个新环境，一切都很好，比较忙，没什么时间联系你。希望你过得好。勿念。”

字写得一笔一划，很认真，像是怕别人看不清似的。标点符号都画得很大，逗号是一个实心的圆点，句号是一个空心的圈。

她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。

罗隐半年前就死了。三个月前，有人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封信，告诉他“一切都很好”。

那这个写信的人是谁？

他替罗隐活着，替罗隐告诉最好的朋友“一切都很好”—好到没有人会去找他，好到半年过去，连最好的朋友都以为他只是去了外地。好到罗隐死了这么久，他身边所有人的生活都照常运转，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地往前滚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一句：罗隐去哪了？

她想起葛庆田说的那个穿深绿色雨衣、推着板车的人。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—一个在雨里推着尸体经过一整条巷子的人，却没有一个邻居觉得需要多看一眼。想起严豪说“一个乡下人”时嘴角往下撇的弧度。想起马厂长办公室墙上那块“优秀雇主”的铜牌，和他说“罗隐是自己走掉的”时那种如释重负的语气。想起那些工人在罗隐死后说“还好他走了”。

这些碎片在脑子里转，始终拼不出一个完整的脸。但有一个轮廓开始浮现了—这个人认识罗隐，足够熟悉，熟悉到知道他在汽修厂被人欺负，知道他会给朋友写信。这个人花了这么多心思去模仿死者的笔迹，说明他不想让任何人发现罗隐死了。为什么？是愧疚？是害怕？还是他需要一个“罗隐还活着”的假象来掩盖什么？

她正要把信收好，手机忽然响了。号码是警局的。

“星澜，有个电话转过来。”杨光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旁边似乎还夹杂着什么背景音。

那头很快换成了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嗓门不小，隔着电话都能听清楚：“你好，我这边是黄溧新村的，罗隐之前租的房子在我那儿。他有一些东西留在出租屋里没有扔，我就寄到警局了。你们收到了吗？”

蔡星澜蹙了一下眉，问邓婉仪：“我们有收到包裹吗？”

邓婉仪马上掏出手机，翻了翻工作群里的收发记录。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，忽然停住了，抬起头看着蔡星澜。

“我今天早上签收的，收件人是你。”邓婉仪说，“包裹还在柜子里，还没拆。我以为是你自己买的什么东西。”

电话那头，房东的声音还在继续：“哦哦哦好的，收到就好，收到就好。那些东西放了大半年了，我也不好扔，想着你们警察查案子总归用得上。”

蔡星澜挂了电话，看着手里那几封被装进证物袋的信。信封上有罗隐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有荀芋反复翻看的折痕，有透明胶补过的裂口。它们和那个还没拆开的包裹一起，成为这个案子里最新冒出来的两个谜团。

信可能模仿的。写信的人知道罗隐的笔迹，知道他死了，在替他维持一个“一切都很好”的谎言。

包裹是真的。罗隐生前的东西，放了半年多，终于被人从那个空房间里清了出来。

罗隐死了半年。有人在这半年里，一直制造他活着的假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