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四年的秋天，来得格外高调。

刚过去的国庆阅兵余温未消，整个北城仿佛还沉浸在亢奋的躁动中。西伯利亚的寒流还没来得及扫荡，干燥飒爽的北风先把路边高大的杨树叶子吹得漫天乱卷，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落叶，皮鞋踩上去“咔嚓咔嚓”作响，像是踩碎了旧时光的脆壳。

这阵改革的春风，确实吹得四九城变了样。

街头不再是清一色的蓝灰工装海洋，红裙子、黄风衣成了女同志们的新宠，烫着大波浪的时髦姑娘骑着凤凰车经过，留下一路洗发水的香气。小伙子们开始学着电影里的样子，戴上了蛤蟆镜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走起路来都带着风。

首都机场的一号航站楼外，此刻更是热闹非凡。

这会儿的机场门口，早已不是前几年那样只有机关单位吉普车的冷清景象。红色的夏利、方头方脑的拉达，甚至还有几辆擦得锃亮的皇冠出租车，正随意地停在路边揽客，司机们靠着车门抽烟、侃着大山。

不远处，几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，正费力地把从南方倒腾回来的雅马哈电子琴往车上绑，嘴里还争论着张明敏的那首《我的中国心》到底哪个调门最高。

喧嚣，杂乱，却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
叶雯站在接机大厅的人群外围。她今天穿着那件剪裁上佳的大衣，里面是一件米白色半高领毛衣，衬得她肤色愈发白皙透亮。这件大衣就是三年前和江海去海城参加比赛时，在友谊商店买的那件。那时候觉得贵，这几年穿下来，早就回本了。

她抬手看时间时，纤细手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女表。银色的表盘不大，这是是江海刚去德国那年买的，托回国的同学辗转带给她的。

指针已经指向了下午三点一刻。按计划，汉莎航空半小时前就该落地了。

广播里偶尔传来几声模糊的提示音，并没有关于这趟航班的确切消息。周围全是嘈杂的人声，有举着写着大字的接机牌大声喊名字的，有伸长了脖子朝里面看的。

叶雯以前最讨厌这种失控的等待。可此刻，她的脑海里，不由自主地开始倒带。

周围的一切喧嚣都在后退，变得模糊，最后只剩下这七百多个日夜里，那仅有的三次通话。

这两年，慕尼黑和北城的距离，被压缩成几张轻飘飘的信纸。车马很慢，有时候收到信，信中提到的慕尼黑那场漫天大雪，早就化作了莱茵河的春水。

因为越洋电话实在太贵、太难，两年，三次。每一次，都深深刻印在了心里。

第一次，是江海做手术的前夜。他先是通过电传跟她确认了时间。叶雯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，那是她来到这个时代后第一次接听越洋电话。声音并不像后世那么清晰，电流杂音提醒着两人相隔千山万水的距离。

“叶雯？”他的声音传过来。叶雯连忙回复应声。

“明天一早上手术台。”江海的声音继续传来：“我，我就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他没提手术同意书上那些骇人的并发症条款，也没去说心里的害怕。

“我等你。”叶雯这会儿还没注意到，她握着话筒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
那边又是一阵漫长的杂音，然后传来了江海低低的笑声，像是松了一口长气：“好，等我。”

第二次，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。这一次，江海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活力了许多。

“研究所的通知下来了，我手复健情况还可以。”

话筒这头，叶雯光听声音都能想象出他此刻的样子，那是他本应该的样子，聪明又自信。她看着窗外柳树的嫩芽，还好，一切都在新生，不仅他的身体，还有精神。

“教授看了我的论文，说我可以直接进项目组。可我现在就想回国……”

“江海”叶雯果断地打断了他的犹豫，“上次你说复健需要一年多时间，你要等医生同意了才能回来。”

电话那头一言不发，她放柔声音：“江海，你在德国一边复健一边学习新技术，最多一年，我们就能见面了。”

接着，叶雯劝说了好一会儿，江海才闷闷不乐地说了声“好”。叶雯又是好一阵劝说，还承诺挂完电话后给他写信寄照片，才把人给劝住。挂完电话后，叶雯怀疑这慕尼黑的水土是不是有问题，怎么原先少年老成的一个人，现在变得有些任性的孩子气了了。

第三次通话就在半个多月以前，叶雯办公室已经有了可以接越洋电话的专机。那时候，正是北城秋意最浓的时候，天高云淡，人的心境也跟着开阔了很多。

“下周三，下午两点半落地。”电话里的江海，声音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，“汉莎航空的班机，不用转机，直飞。”